上圖是考古隊員繪制的“南海Ⅰ號”沉船全景素描圖。觀測角度是從沉船右后側俯視船頭方向。圍繞沉船四周的是沉箱壁。林唐歐繪

　　“南海Ⅰ號”露出全貌的時刻

　　早期的考古現場都會采用帶有透視方法的素描速寫方法進行現場記錄。半坡遺址、廣州南越王墓考古現場都曾專門請畫家到現場繪制素描圖。此圖繪制于2015年12月。作為現場發掘的參與者，作者負責現場測繪和畫圖的工作，每天都留意著沉船隨著發掘進度而產生的變化。

　　2013年2月開始發掘時，沉船表面覆蓋著厚厚的海泥和凝結物，經過近兩年的時間才把沉船上表面、四周清理干凈。2015年年末時才露出圖中狀態。

　　這張圖記錄了發掘工作已經暴露出整船的隔艙板、船殼板，但還沒有進入船艙內發掘。整條船除艏尖艙已不存外，可以辨識出14個艙，殘長21.91米，寬9.87米。可以看出船頭和個別船艙、船艉右后側有少量凝結物，其它艙都已暴露出船艙里面的陶瓷器。

　　沉船上層駕駛室、樓垛、生活室等已經不復存在。在海洋生物的吞噬、海水腐蝕和現代漁業的干擾下，沉船表面遺存很難保留下來。從國內外情況來看，在同期木質沉船中，“南海Ⅰ號”已是保存最好的了。 （林唐歐）

　　遙遠的起點

　　●1987年 中英合作尋找東印度公司沉船萊茵堡號，意外發現了“南海Ⅰ號”。同年，中國水下考古研究中心成立。

　　●1989年冬季 中日合作進行第一次水下考古調查。

　　●1990年春季 中澳合作在定海村進行水下考古培訓。

　　●隨后的11年間，“南海Ⅰ號”一直處于靜靜的“擱置”狀態。

　　1990年定海水下考古培訓時，記者（照片左二）也曾下水，設法近距離觀察遺址狀況和隊員們的工作。崔勇（照片右一）是記者在水下的守護人之一。人民日報海外版也是最早詳細報道中國水下考古事業發展的新聞媒體。 （本報資料照片）

　　1990年春，我在陰雨中登上長途大巴，從廣東向北慢慢進入福建，從一個采訪換到另一個采訪。這次的目標是福州北部的連江縣定海漁村。定海灣沉船很多。中國和澳大利亞阿德萊德大學以這里為培訓基地，匯集來自各地的一批年輕人，天天潛水，充滿激情地進入一個全新的領域。

　　連江剛剛散去前線的緊張氣氛。與我在2019年重返這里相比，那時生活平靜而單調。我結識的這批學員，大多成為中國水下考古的骨干。

　　那段經歷——被稱為中國水下考古事業的一個節點，至今還在各種場合被反復提起。

　　我和崔勇也在定海相識。這家伙遇到熟人就變成半個話嘮，在水下的體態遠比在陸上優雅、耐看。那時好年輕！憧憬總能抹去各種憂傷，浪漫常與激情共存。后來我們甚至結伴啟程想去西沙，我去采訪海軍戰士，他要去找沉船……即使這樣，當年聆聽中國水下考古奠基人俞偉超先生描述未來時，我們依然難以意識到，中國人會在“南海Ⅰ號”上投入了超越30年時間。

　　崔勇：

　　我現在的職務是廣東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長，負責水下文化遺產保護和水下考古發掘。具體承擔項目就是“南海Ⅰ號”。

　　參加定海培訓時，我已在與“南海Ⅰ號”打交道，參與接收打撈局移交的247件文物。從1987年一直到現在總共經歷了33年吧。“南海Ⅰ號”的各個勘探階段和整體打撈，我都要下水，沒有斷過。下潛都會被記錄，論次數我肯定是最多的。

　　于是，“南海Ⅰ號”在水下的位置我就非常清楚。雖然船撈走了，但我們還多次回訪，使用磁力儀對遺址下層進行物探。以后這里仍有很重要的研究工作。

　　其實剛開始發掘時，并沒想著要把這個船的考古工作持續那么久。“南海Ⅰ號”發現于我們國力尚不強大的時候，再加上海況也不理想，所以擱置是沒有辦法的選擇。

　　從定海做準備算起，這一離開，就是11年。

　　這期間，中國的水下考古事業在技術和經驗上都在快速積累。考古人已能獨立完成項目全部流程作業，嘗試境外合作和遠海勘探。所以那“離開的11年”其實可以理解為是有意識地將“南海Ⅰ號”藏了起來——自己能找到，但外人找不到也不想讓人碰。隊員們知道重歸是早晚要做的事。終究，這是中國人發現的第一個“大家伙”。

　　時間膠囊

　　●2001年4月 重啟調查。

　　●2002年3月至5月 打撈出4000余件文物。

　　●2001年至2004年 共進行8次物探調查和試掘。

　　第二個節點在跨入21世紀之際出現。

　　2001年，在香港商人陳來發先生捐助下，人們再次找到了這條船。新得出的最重要結論是：“南海Ⅰ號”保存的狀況非常完整，大大超出了人們以往的想象。

　　在“離開的11年”間，考古隊員已在中國沿海發掘了多艘沉船，沒有哪條的完整程度可與“南海Ⅰ號”相比。還沒有回到岸上，人們的想法已經超越了對載貨龐大“數量”的關注，更關注起這艘船意味著多么龐大的“信息量”。

　　崔勇：

　　此時我們就很清楚：要做一個非常精細、非常完善的規劃，才對得起這個古人用這么悲壯的方式留下的豐厚文化遺產。

　　通過這些年的發掘，我們對船體已經了解得非常深刻了。這是一條比較明顯的“福船”，基本上可以肯定就是在中國制造的。船料比如馬尾松等都可采于東南沿海，又和泉州后渚港沉船非常接近。遠洋貿易船是高度集中地體現當時科技水平的載體，因為要掌握很多知識：建造、航行、航線和貿易。人們在船上要生活數月，就要保障提有所有的生存元素。所以，一條遠航大船就是一個最基礎的生存單位和等級社會。我們認為“南海Ⅰ號”比單一的墓葬或者單一的遺址有更多的觀察空間，可以被當作一個“時間膠囊”：它就是當時歷史的橫切面。反應了某一個時間的社會是什么樣子。

　　于是“南海Ⅰ號”在相關的文物、船體、社會關系、生態環境等諸多方面蘊藏著極其豐富的古代信息，對于開展我國古代造船技術、海外航運、對外貿易中的物質文化交流以及不同文明之間的接觸碰撞研究等都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

　　“時間膠囊”里能詳細到什么樣？現在，借助整體打撈帶來的便捷優勢，考古隊員可以耐心進行精細發掘。測繪精度已能達到毫米級別。一些細小的信息都能放到“膠囊”中。比如有很多動植物遺存、古人的頭發，船上生活的痕跡等等——他們甚至還能找到咸鴨蛋。這可比水下提取厲害多了。在渾濁的水下，細節都伴隨著抽水過程被一清而光了。

　　但在當時，這一切還尚未出現。人們在想著創造某種方法，把“時間膠囊”變為現實。資金已不算難事，各種社會資源也開始對“南海Ⅰ號”充滿青睞與好奇。只是好不容易等來的發掘機會又被自設的難題打斷。既然11年光陰都能挨過，那再額外加上點動腦筋的工夫，大家都認為這點耐心當然值得。

　　兩次浪漫到狂

　　●2003年11月 整體打撈概念性方案通過專家論證。

　　●2004年12月 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奠基。

　　●2004年9月 廣州打撈局進行整體打撈勘探。

　　●2007年4月至12月 “南海Ⅰ號”整體打撈。

　　●2007年12月28日 “南海Ⅰ號”進入博物館。

　　1936年6月，安陽小屯殷墟發掘迎來過一次重要時刻。H127坑內密集甲骨堆積層被整體切割，運輸到工作室內進行研究。現在來到殷墟，還能醒目地見到這個圓圓的、深深的窖穴，它已成為殷墟世界遺產著名的價值闡釋地。考古學家李季先生曾稱之：“明顯居于整個發掘過程的最高點之一，它好像給我們一種遠遠超過其他的精神滿足。”到了2003年，整天冥思苦想“南海Ⅰ號”的崔勇，突然被電視機中播放的這段畫面吸引住了。第一個浪漫到狂的想法，一下子蹦了出來：“連船帶泥帶文物一起撈上來，怎樣？”

　　這樣的方式及規模，在世界水下考古史上找不到先例。浪漫的狂念有時也意味著異想天開。從2003年到2007年，為實現這個想法經歷了從概念方案到細化方案再到施工方案，也開了多次專家論證會。最后在2005年，整體打撈方案才確定下來。

　　但在那時候，最終將“南海Ⅰ號”沉箱吊出水面、裝載到“重任1601”駁船上的4000噸浮吊“華天龍”號，還沒有造好。

　　邀請廣州打撈局加入到計劃中，也始自崔勇的主意。1989年他曾隨打撈局最后一次去尋找萊茵堡號，出海26天，結下許多友誼。“南海Ⅰ號”此時的運氣真是“順風順水”，當崔勇前去游說當年船上的打撈局代表時，對方已是廣州打撈局的總工程師和副局長。

　　工程師們提出的第一個要求是要做現場調查。崔勇保證還會全程陪同。2004年9月，廣州打撈局調查船在沉船海床上鉆探，開始確定“風玫瑰”“水玫瑰”（將風向、風速和流向、流速按大小方向標成數據圖，直觀就像一朵玫瑰花），測量回淤速率以計算抽泥量。

　　“華天龍”號將沉船整體打撈出水時的壯觀場面。這也是“南海Ⅰ號”科考發掘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節點。（圖片來源：廣州打撈局網站）

　　2006年11月21日，“華天龍”號在上海振華港機公司正式移交給廣州打撈局。這座當時亞洲最大的海上浮吊，“上崗”后首個任務就是去整體打撈“南海Ⅰ號”。

　　但這故事還沒結束，浪漫的狂念一個接著一個……

　　崔勇：

　　整體打撈方案推進的同時，陽江要為沉船專門建一個博物館。我們就同時做兩件事情：一邊是打撈方案的制定和打撈準備，一個是為這個船的安置準備。兩件事要同步進行，而且不能相隔太久：打撈上來沒有博物館的話，沉船沒地放；建好博物館沉船打撈不上來，那責任也就更大，因為這個投入非常大。所以先建博物館，然后再打撈，也是一個很冒險、很瘋狂的行動啊。

　　但是從今天來看，這一切都非常、非常的值。

　　不靠打撈量博得眼球

　　●2007年至2013年 打撈后封存6年。

　　●2009、2011年 試掘。

　　●2009年12月24日 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開館。

　　●2013年11月 考古階段開始。

　　菲律賓洋流來自東北方，將珠江口的泥沙沖得一律“右轉”堆向西南，恰好蓋住了沉沒在那里的“南海Ⅰ號”。

　　淤積的泥沙厚達30米。這讓考古隊員心存暗喜：水越臟、泥越厚的地方，沉船被人為干擾的可能就越小，保存的文物信息就會越多。

　　2013年11月，真正意義上的發掘正式開始，人們終于能在博物館的水晶宮內，靜心實現“時間膠囊”的愿望。

　　本次采訪是在2020年4月的最后一周完成的。崔勇還在陽江“南海Ⅰ號”現場忙來忙去，每天斷斷續續和我通話討論。30年過去了，他依然健談，但用詞準確，少有廢話。隔著電腦和電話，就能感覺到那種爛熟于胸的沉穩。

　　網上關于“南海Ⅰ號”的信息也是層層疊疊，但幾乎都在不由自主地計算投入和產出能換算為多少金錢。整個發掘進程中，崔勇只是一批批、一代代人中的普通一員。對于他們所有人來說，“南海Ⅰ號”早已不用靠驚人的打撈量和比對那些小錢去博得世人的眼球了。

　　崔勇：

　　“南海Ⅰ號”在學術上的地位非常重要。很多瓷器、陶器底部都寫有墨書，有文字標注。于是我可以精確到船是哪一年沉的。這一船18萬件器物，都是包含同一個時代的各種各樣的信息，在考古學上它具有標型器的作用。以后在別的地方發現其他瓷器不好斷代的時候，就可以和“南海Ⅰ號”進行比對，那樣可以把年代卡得很準。

　　同時，我們的發掘方法、保護方法，后期田野考古的精細發掘，都對整個水下考古學科建設奠定了基礎。

　　2007年至2013年，為了等待最佳發掘方案，“南海Ⅰ號”在模擬的海況中又封存了6年。2009年首次試掘，目的是評判打撈水平。結果發現船正正地放在了沉箱的中間，沉箱甚至都沒有挨到船邊。隨后在2011年進行的第二次試掘卻發現了難題：水晶宮的體量非常大，帶水發掘時，水的過濾量將非常大，這就造成難以確保提供所需的能見度。于是人們又放緩了步伐，開始比對更多的方法。除了傳統的水下發掘，人們還試驗了“灘涂”方案和把水放到發掘需要的深度、露出空氣的部分噴淋保水的“保水”方案。

　　考古隊員在“南海Ⅰ號”上表現出的嚴謹，真的值得在考古發現成果之外，再獲得一次“耐心獎”。

　　耐心的回報

　　這張照片拍攝于2020年4月26日。考古隊員拍到了他們領隊崔勇做現場評估的場景。在沉船的外圍，已經進展到發掘外側反斜面位置，此時支護要預防船向下和向外的移位。支架太疏帶來風險，太密則會影響發掘。 鄧嘉韶攝

　　●2019年 國家文物局宣布，“南海Ⅰ號”發掘文物已經達到了18萬件。

　　2019年6月，考古隊員清完船貨，見到了“南海Ⅰ號”的船底。

　　崔勇：

　　把船貨清理完了，意味著“南海Ⅰ號”又到了一個節點。2011年試掘，我們從平面上證明了打撈成功；到了2019年，我們看到船底也沒有在施工中受到破壞，這從立體立面上也證實了成功。

　　這個時候的心情，真是欣慰呀。

　　此間的清理，用田野考古的發掘方式見證了沉船沉沒下壓到海水激蕩沖擊擾亂、海生物侵蝕、淤泥掩埋，再到意外發現、水下調查、發掘到最后打撈的整個過程，同時也為水下沉船考古甚至陸地田野考古發掘提供了很有意義的對比借鑒和經驗。

　　那未來又會是怎樣的呢？

　　崔勇：

　　按照水下考古通常的方式，“南海Ⅰ號”進入考古后期的保護階段。這個周期會很長，整個保護過程和對觀眾的展示可以同時進行。在成熟的方案下，我不擔心以后的保護會出大問題，也不擔心展示會出大問題。

　　“南海Ⅰ號”已經成為一個經典的水下考古項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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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海Ⅰ號”的發現、調查、擱置、制訂方案、打撈和科考發掘過程，發生在一個向上、進取、百舸爭流的社會發展時期；同時，那又是一個信息進入碎片化流行的時代。人們謀求快速進步時，覬覦捷徑，更容易拋棄堅守和堅持。“南海Ⅰ號”一代代人的共識、接棒，社會各種資源的合力，這時就凸顯出可貴。積累和創造的過程非常漫長，創造者和他們所做的一切，也時常被世人忽略。但后人甚至今后的世界卻不會忘卻，或者繞不過去。

　　耐心成就了這一切。

　　延伸閱讀 ———

　　為啥叫“南海Ⅰ號”

　　根據考古原則，一個遺址在發現后命名時，要包含地域和地名。“南海Ⅰ號”位于南海，也是中國水下考古發現的第一條沉船。當時俞偉超先生特意將其命名為“南海Ⅰ號”。

　　其實也曾有個“南海Ⅱ號”

　　2007年，在“南海Ⅰ號”進行整體打撈同時，在廣東汕頭的南澳島也發現了一條新沉船。受到“南海Ⅰ號”名氣的帶動，當時就開始叫出了“南海Ⅱ號”。后來經過討論，覺得“南海Ⅰ號”這種命名方法，也就適合具體使用在這條南宋沉船上。新命名時應更加細化，標示出具體地名。所以“南海Ⅱ號”更改為“南澳Ⅰ號”。（記者 齊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