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保障了宗教信仰自由
我國憲法規定，任何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不得強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視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西藏存在藏傳佛教、苯教、伊斯蘭教和天主教等多種宗教，在藏傳佛教內部還存在寧瑪、噶舉、薩迦、格魯等不同教派。經過民主改革，西藏廢除了政教合一制度，實行政教分離，恢復宗教的本來面目。各民族宗教信仰自由權利受到憲法和法律的保護。各種宗教、各個教派都平等地得到尊重和保護，實現了真正的宗教和睦。
——宗教活動正常進行
目前，西藏有宗教活動場所1787處，住寺僧尼4.6萬余人，活佛358名；清真寺4座，世居穆斯林群眾12000余人；天主教堂1座，信徒700余人。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都按照自己的宗教傳統進行宗教活動。藏傳佛教寺廟學經、辯經、晉升學位、受戒、灌頂、誦經、修行等傳統宗教活動正常進行，每逢重大宗教節日都循例舉行各種活動。西藏自治區成功舉辦了班禪額爾德尼·確吉杰布坐床20周年慶典、時輪金剛灌頂法會等大型佛事活動。信教群眾家中普遍設有經堂或佛龕，轉經、朝佛、請寺廟僧尼做法事等宗教活動正常進行。完成對藏文大藏經的校勘出版，印制《甘珠爾》大藏經供給寺廟，滿足僧尼和信教群眾的學修需求。
——活佛轉世有序傳承
活佛轉世制度作為藏傳佛教特有的信仰和傳承方式，得到國家和西藏自治區各級政府的尊重。2007年，國家頒布了《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進一步規范了活佛轉世。1992年，國務院宗教事務局批準了第十七世噶瑪巴活佛的繼任。1995年，中國嚴格按照宗教儀軌和歷史定制，經過金瓶掣簽，報國務院批準，完成了十世班禪轉世靈童尋訪、認定以及第十一世班禪的冊立和坐床。2000年，按照宗教儀軌和歷史定制，完成了第七世熱振活佛的坐床。2010年，報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批準，經金瓶掣簽認定，完成了六世德珠活佛的認定和坐床。截至2018年，已有91位新轉世活佛按宗教儀軌和歷史定制得到批準認定。
——宗教人士培養不斷規范
不斷完善藏傳佛教僧人學經制度。西藏自治區制定出臺《辦好西藏佛學院分院的意見》《西藏佛學院學銜授予辦法（試行）》，在北京和拉薩分別建有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和西藏佛學院，作為藏傳佛教高級宗教人才培養基地，系統招收培養藏傳佛教教職人員。2011年11月，投資逾億元新修建的西藏自治區佛學院正式落成并開院。2005年開始，每年在北京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舉行藏傳佛教“拓然巴”高級學銜考試和授予儀式，在大昭寺和拉薩三大寺進行格西“拉讓巴”學位考試。截至2018年，西藏自治區已有117名學經僧人獲得了格西“拉讓巴”學位，68名僧人獲得了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拓然巴”高級學銜。
——寺廟和僧人權利得到保障
寺廟得到維修和保護。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央政府累計投入14億多元對西藏文物和重點寺廟進行了大規模維修。同時，自治區財政每年安排一定資金，重點用于非文物保護單位的中小型寺廟維修保護。西藏寺廟的傳統印經院得到保留和發展，現有布達拉宮印經院等傳統印經院60家，年印經卷6.3萬種。宗教活動場所條件明顯改善。全區在編僧尼全部納入社保體系，實現醫療保險、養老保險、最低生活保障和人身意外傷害團體險全覆蓋，每年免費為僧尼進行一次健康體檢、建立健康檔案，全區寺廟僧舍維修納入保障性住房建設規劃。
——宗教事務管理有法可依
國家和西藏自治區依照法律法規對宗教事務進行管理，依法保護宗教信仰自由、保證正常宗教活動有序進行、保障宗教團體的合法權益。改革開放以來，西藏自治區緊密結合西藏實際，先后制定《西藏自治區佛教寺廟民主管理章程（試行）》《西藏自治區實施〈宗教事務條例〉辦法（試行）》《西藏自治區大型宗教活動管理辦法》《西藏自治區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實施細則》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和規范性文件，依法依規加強對宗教事務的管理。2017年，國家修訂公布了《宗教事務條例》。西藏自治區依法出臺了關于進一步加強藏傳佛教活佛教育培養管理、藏傳佛教代表人士教育培養管理、宗教活動管理、規范宗教活動場所建設和修繕審批管理、西藏佛學院分院管理等多份規范性文件，使西藏自治區宗教工作頂層設計更加完善、制度體系更加健全。
九、促進了民族平等團結
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西藏各族人民共同開發西藏高原，共同締造西藏歷史，是中華民族發展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堅定不移地走符合國情的解決民族問題道路，確立并實施以民族平等、民族團結、民族區域自治和各民族共同繁榮為基本內容的民族政策。
60年來，西藏全面貫徹黨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團結進步教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建立起了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新型民族關系。在維護國家統一、反對分裂的斗爭中，西藏各族人民緊密團結在黨中央周圍，經受住了各種困難和風險的考驗。
60年來，中央政府和全國各族人民把西藏的發展同國家的發展緊密結合起來，為西藏的發展傾注了大量心血。據統計，1959年至1965年，在全國經濟形勢十分困難的情況下，中央給西藏地方財政補貼持續增加，累計5.9億元。1963年和1964年，國家撥款140萬元，作為扶助貧苦農牧民發展生產的無償投資，使3000多戶牧民有了自己的牛羊。國家還撥專款建設了一些重大項目。據統計，1959年至1964年，國家共發放847萬元無息和低息農牧業貸款，其中包括種子、口糧2000多萬公斤，放貸耕牛18000多頭，羊13000多只，其他牲畜3500多頭，農具10萬多件，制造農牧業生產工具的鋼材95噸。
在西藏社會主義建設、改革和發展的各個重要歷史時期，中央政府廣泛動員和組織全國各省區市支援西藏，實現了互幫互助、共同繁榮發展。20世紀60年代，包括新疆的糧食、福建的茶葉、四川的優良畜種、上海的毛毯等來自全國各地的各種生產生活資料，有效滿足了西藏各族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求。各民族之間手足情深，患難與共。1966年河北邢臺地震時，西藏60多位牧民組成一支送馬隊伍，走了整整26天，行程5500多公里，將240多匹馬送到邢臺。30多年后，一個由28人組成的代表團，帶著60臺邢臺牌拖拉機到拉薩回訪，回饋當年西藏兄弟的送馬之情。1985年、1990年、1997年西藏那曲遭遇特大雪災時，全國各族人民伸出援手，及時送來糧食、棉衣、棉被；2008年四川汶川遭遇前所未有的大地震后，西藏各族人民捐款、捐物，把愛心送到災區。此類相互支援的感人事跡不勝枚舉。
改革開放后，中央政府對西藏的幫扶支持力度不斷加大，先后于1980年、1984年、1994年、2001年、2010年、2015年召開六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不斷完善支持西藏發展的一系列特殊優惠政策。第一次座談會后，西藏實行了一系列休養生息、治窮致富的政策。第二次座談會后，實行“兩個為主”（家庭經營為主，市場調節為主）和“兩個長期不變”（牧區實行“牲畜歸戶，私有私養，自主經營，長期不變”，農區實行“土地歸戶使用，自主經營，長期不變”）政策。第三次座談會后，中央為支持西藏發展制定了一系列特殊優惠政策，涉及財政稅收、投融資、金融、價格補貼、外貿、社會保障、農業和農村、企業改革等多個方面。2005年，西藏自治區實行“草場公有、承包到戶、自主經營、長期不變”的第三個“長期不變”政策。
進入新世紀后，中央根據發展形勢的變化和西藏發展的需要，進一步強化優惠政策支持力度。2006年國務院辦公廳下發《關于加快西藏發展 維護西藏穩定若干優惠政策的通知》，共有40條優惠政策。2016年國務院辦公廳出臺《關于進一步支持西藏經濟社會發展若干政策和重大項目的意見》，優惠政策更加全面。以中央對西藏的財政支持為例，據統計，1980年至2018年中央向西藏的財政補助累計12377.3億元，占西藏地方財政總支出的91%。
各省區市、大中型企業的支援始于20世紀60年代。改革開放后，發達省（市）支援西藏的力度不斷加大。1994年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確定了“全國支援西藏”的方針和“分片負責、對口支援、定期輪換”的援藏模式，為西藏發展注入了強勁動力。截至目前，各支援省份累計組織1.8萬多名干部和專業技術人員開展援藏工作。2015年以來，來自全國的教育、醫療人才“組團式”援藏，為西藏社會事業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對口支援單位累計實施援藏項目超萬個、落實援藏資金超過400億元，有力支持了西藏的經濟社會發展。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西藏人民與全國人民之間的經濟、文化聯系更加緊密，空間分布上交錯雜居，情感上日益親近。越來越多的人才從全國各地來到西藏，帶來了先進的理念、技術，受到西藏各族群眾的認可和歡迎。西藏也有越來越多的人員到四川、青海、甘肅、北京、廣州、上海等地經商、辦企業。不同民族之間的自由流動、相互通婚成為常態。今天的西藏，不同民族組成的幸福家庭隨處可見。拉薩八廓街附近有一個20多戶人家聚居的大院，居住著漢、藏、回等不同的民族家庭，親如一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