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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證會已成為我國政府部門在決策前問計于民的一種手段，但作為舶來品的聽證會制度在具體實踐中，時常會遭受“聽證專業戶”“逢聽必漲”“作秀走過場”等詬病。一些聽證會只是“聽聽”而已，變成了一種形式主義。

　　“聽聽”而已走過場

　　西部某省會城市發改委就地鐵票價舉行了聽證會,有消費者、經營者、專家、市人大代表、市政協委員、政府部門工作人員等19人參與此次聽證，就三個票價方案提出意見。最終，有9人同意方案一，10人同意方案二，而方案三因為起步價較高，沒人同意。

　　半月談記者注意到，在聽證公告發布之初，有市民就表示，“同意方案一的將會是老百姓，同意方案二的是官方，最后肯定按方案二實施，不信走著瞧。”一個月后，當地公布了最終票價，選擇了起步價2元可乘坐4公里的方案二。

　　一位曾參加過某市“能否攜帶自行車上地鐵”聽證會的私營業主表示，當時自己特意帶著折疊自行車去作演示，一些可折疊的自行車是完全符合地鐵對乘客攜帶行李物品要求的，“遺憾的是，最終政策還是一禁到底”。

　　半月談記者在采訪中發現，一些市民甚至壓根兒不知道聽證會有何用處。部分受訪者表示，即使政府發出聽證公告，很多也只放在部門網站上，不去特意仔細查找很難獲悉。“參與人群代表性不夠，有時開來開去還是社區干部那幾個人參加。”西部某省份政務信息處負責人說。

　　“民眾參與積極性不高，還是因為過去太多聽證會走了形式。”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表示，很多行政部門覺得舉辦過聽證會就算“交差”，但卻忽視了過程中群眾的意見和矛盾點，讓群眾意見走過場。

　　會上轟轟烈烈，會后冷冷清清，聽證結果也很少反饋給參與者。“聽證會就是‘聽聽’而已。”一些市民在受訪時調侃道，會后意見對行政決策有何影響，他們往往不得而知。

　　聽證結果眾口難調

　　半月談記者采訪了解到，利益多元化、需求多樣化也導致聽證結果“眾口難調”。

　　在某規劃行政許可聽證會上，由于原項目中計劃建成的大樓擋住某住宅的采光，需要邀請居民代表參與聽證。“當時有70多位居民，很多人都想參加，但從聽證效率角度來看，只能篩選出15名左右的代表。”該聽證會的組織方表示。

　　“所有居民參加聽證會肯定會引起諸多爭執，但居民代表如何選擇，這個制度是需要細化的。”東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顧大松說。

　　一位多次組織聽證會的內部人士表示，有時備選方案確實有一些傾向性，這就可能出現“一邊倒”現象。但是，很多物價的決定到了聽證會環節，已是處于“非漲不可”的地步了，所以給人感覺像是在“走流程”。

　　從理論上講，聽證會制度應盡可能聽取民眾意見，但在實際操作中，聽證人員是否有效理性參與同樣影響聽證效果。

　　一位兩次參與規劃局聽證會的居民表示，聽證代表和旁聽人員的準備工作也很重要，“一份有理有據的發言稿，和大家七嘴八舌的發言，有很大區別”。

　　“在水電煤氣價格聽證會上，一般居民都不希望漲價，但真正理性的做法還是應實施階梯電價。”西部某省份政務信息處負責人表示，并不是每次聽證方案都會通過，“有次省發改委要作物流規劃，企業代表不同意，最終方案沒有通過”。

　　要真聽證也要會聽證

　　竹立家認為，涉及群眾利益的社會事項，應召開聽證會吸取民意，而非選擇性聽證，無論從聽證人員選擇到聽證結果反饋，都需要監督機制來保障過程的透明公開。“政府部門要真聽證，而不是有程序要求為聽證而聽證。”

　　一些聽證會組織人員建議，要進一步完善聽證會流程細節，讓聽證會落到實處，例如：應公開聽證代表的選擇過程;限制聽證代表發言時間，發言前應提供書面準備材料，從而提高聽證效率;聽證會現場應由對聽證議題有深入研究的人士來主持引導。

　　“整合民間輿情需要更多制度安排，尤其是涉及環保、規劃等重大敏感決策時，僅采用聽證會的方式是遠遠不夠的。”顧大松建議，應補充采用其他民眾參與決策的制度設計來拓寬吸取民意的渠道，如民意立項、圓桌會議、小型聽證會等。

　　半月談記者在采訪中還發現，有些參與聽證的民眾往往把聽證會涉及的議題和其他利益訴求混雜在一起。某環保廳法規處負責人表示，在一些垃圾焚燒廠、機場、城際鐵路等重大基礎設施立項過程中，常常因為“鄰避效應”影響了項目落地。因此，除了制度上的保障，政府還應引導提升民眾的“聽證素養”，讓聽證代表會聽證。

　　顧大松認為政府可在聽證之前借助媒體、第三方力量提前釋放輿情，讓聽證會參與者在聽證前對議題能有充分的了解和準備，引導參與者合理分析自身利益。此外，參與者可借助社會組織、媒體等機構來凝聚自身利益訴求，加強話語權。（半月談記者 朱筱 向定杰 鄭生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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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陳俊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