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出訪期間，周恩來向世界公開宣布了“中國處理同阿拉伯國家和非洲國家關系的五項原則”和“對外經濟技術援助的八項原則”，以及一系列有助于亞非人民團結反帝的聯合公報，有力促進了中國同阿拉伯國家和非洲國家的友好關系。我國同非洲國家的關系與同亞洲國家的關系有所不同，主要面臨兩個問題：
首先是同阿拉伯國家的關系問題。阿拉伯國家一般指居民以阿拉伯民族為主的國家，主要分布在亞洲西部和非洲北部地區，有統一的語言（阿拉伯語）、統一的文化和風俗習慣，絕大部分人信仰伊斯蘭教。主要的國家從北非算起有摩洛哥、阿爾及利亞、突尼斯、利比亞、蘇丹、阿聯；中東地區是敘利亞、黎巴嫩、約旦、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也門、科威特、阿曼等。這些國家彼此之間制度不同，受帝國主義控制的程度不同。由于同許多非洲國家一樣，形成民族國家之前已經被帝國主義國家所分割，所以內部也有很大沖突。面對這種情況，中央認為：如果能把這些國家“統一在反帝特別是反美的斗爭下，是可以成為一個積極因素，推動民族運動”。因此，周恩來出訪第一個國家阿聯時，“就考慮了這個問題，把我們原來平常所發表的主張，集中成為五點”。（周恩來關于訪問亞非歐十四國報告，1964年3月30日、31日。） 具體內容為：（1）支持阿拉伯各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的斗爭；（2）支持阿拉伯各國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結盟政策；（3）支持阿拉伯各國人民用自己選擇的方式實現團結和統一的愿望；（4）支持阿拉伯各國通過和平協商解決彼此之間的爭端；（5）主張阿拉伯各國的主權應當得到所有其他國家的尊重，反對來自任何方面的侵犯和干涉。（這是周恩來在訪問阿聯期間在會談時所表明的中國政府的立場，并寫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阿拉伯聯合共和國政府聯合公報》中。公報全文刊載于1963年12月23日《人民日報》。） 后來，周恩來在同其他非洲國家接觸中，感覺“非洲對聯合的要求更大”，因此這五條原則對非洲其他國家“同樣適用”。這五條原則得到阿拉伯各國和非洲各國人民的贊同，都覺得這樣的主張是公正的，有利于它們的獨立和革命，有利于它們自己的聯合。
其次是對非洲的經濟技術援助問題。新中國成立后，我國一直十分重視對亞非國家的經濟技術援助。周恩來曾說：“我們對亞非國家的援助，對于我們同帝國主義、修正主義爭奪中間地帶具有重要意義。這是很重要的一環，這是物質援助，沒有物質也不行。”（周恩來關于訪問亞非歐十四國報告，1964年3月30日、31日。）在對亞非國家援助過程中，我國確定了不少原則。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在同外賓談話中常常談到這些原則。在這次出訪中，各國領導人都同周恩來談到美國、蘇聯、南斯拉夫等對他們的援助情況。周恩來發現問題主要突出表現為兩方面：這些國家對非洲國家的援助，實際上是企圖利用經濟援助的名義來控制非洲國家，使非洲國家的經濟繼續單一化。
如何使我國的援助區別于美、蘇等國的援助，如何通過經濟技術援助幫助非洲國家建立起獨立的民族經濟，如何體現援助是相互平等問題，都需要有一個新的解釋，以爭取和影響更多的阿拉伯和非洲國家。
基于此，周恩來在出訪加納時提出，并到馬里后正式公布了中國對外經濟技術援助的八項原則：第一，中國政府一貫根據平等互利的原則對外提供援助，從來不把這種援助看作是單方面的賜予，而認為援助是相互的；第二，中國政府在對外提供援助的時候，嚴格尊重受援國的主權，絕不附帶任何條件，絕不要求任何特權；第三，中國政府以無息或者低息貸款的方式提供經濟援助，在需要的時候延長還款期限，以盡量減少受援國的負擔；第四，中國政府對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國對中國的依賴，而是幫助受援國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經濟上獨立發展的道路；第五，中國政府幫助受援國建設的項目，力求投資少，收效快，使受援國政府能夠增加收入，積累資金；第六，中國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產的、質量最好的設備和物資，并且根據國際市場的價格議價。如果中國政府所提供的設備和物資不合乎商定的規格和質量，中國政府保證退換；第七，中國政府對外提供任何一種技術援助的時候，保證做到使受援國的人員充分掌握這種技術；第八，中國政府派到受援國幫助進行建設的專家，同受援國自己的專家享受同樣的物質待遇，不容許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 這是周恩來訪問加納共和國時答加納通訊社記者問的節錄，后正式寫入中國同馬里共和國兩國政府的聯合公報中。見《周恩來外交文選》，第388—389頁。） 這八項原則，如周恩來所說，是針對著前述兩方面問題提出來的。（參見周恩來關于訪問亞非歐十四國報告，1964年3月30日、31日。）“目的在于尊重主權國家，發展獨立經濟，不干涉內政，不是造成依賴經濟。”（周恩來同馬里總統凱塔會談記錄，1964年1月20日。）
（四）在出訪中，周恩來同非洲國家領導人廣泛接觸，友好坦率地進行會談，增進了彼此間的感情。周恩來認為，“各國領導人之間的來往很重要”。在訪非期間，周恩來每到一個國家，同對方領導人一般談三四次，有的多達六次，最少也有兩次。每一次談話都是兩三個小時，有時到三四個小時。周恩來說：“要說累一點，就是談話費了一點精神。”因為面對的國家情況不同，領導人的情況也不同，要有所界限；對不同意見還要有所回應，“總是有來有往，因為我們不能失掉我們的立場，要找機會把我們的原則說清楚，闡明我們的原則”。（參見周恩來關于訪問亞非歐十四國報告，1964年3月30日、31日。）比如在蘇丹，周恩來同阿布德主席只談了一次，因為阿布德主席是軍人，很爽直，他有問題提出來，周恩來一回答，就解決了。在阿聯，納賽爾總統有意避而不談蘇聯和南斯拉夫問題，周恩來就不談；在突尼斯，布爾吉巴總理在中美關系、中蘇關系、中印關系等問題上不理解中國的做法，周恩來就花了很多時間闡明我們的道理。為了充分了解各國情況，周恩來在會談中幾乎有一半多的時間是在傾聽；為了使同各國的會談取得更大成效，周恩來事前做了充分準備，留下很多談話內容的提綱手跡。比如在加納談的中國對外經濟技術援助八項原則，就是他親筆擬寫的。（參見周恩來關于中國對外經濟技術援助的八項原則手稿，1964年1月12日。）坦率友好的會談，加深了彼此之間的了解和信任。
通過這次訪問，中國開始了解到一些非洲地區的政治、經濟情況，雖然僅僅是走馬觀花，但有助于提出一些對非洲國家的政策，并且起到“探路”作用。周恩來后來說：“訪問非洲以后，我們同非洲的接觸才更多一些，了解多了一些。”（周恩來同加納朋友會談記錄，1965年4月30日。） 他還說：“這個探路工作，可以為以后的政府的、民間的、從各方面去的人打開一個關系”；“這個影響會跟著以后的工作越來越發展。”（周恩來關于訪問亞非歐十四國報告，1964年3月30日。） 后來中非關系的發展證實了周恩來的主張是正確的。
在開啟和發展中非關系的歷程中，周恩來還有其他許多新的思考，給我們留下了一些寶貴經驗：
（一）調查研究是做好對外工作的重要基礎。出訪非洲，使周恩來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資料，對制定切合實際的對非政策有重要幫助。他訪非回國后就提出，要“加強對亞非國家的調查研究”，“通過外交部、外貿部、對外文委、新華社、人民團體和經援專家等涉外系統，派出大批經過選擇和訓練、具有一定政治水平和斗爭經驗的人員，到亞非地區特別是非洲去，站穩腳跟，長期工作”。他說，我們的駐外人員和研究機構要互相密切結合起來，互相交流，常常出去，“沒有現場的感性知識，就沒有法子提高自己的理論知識”。（周恩來關于訪問亞非歐十四國報告，1964年3月30、31日。）
（二）加強人際交往，爭取更多的朋友。國與國之間的交往，實際是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通過人與人的交往增進相互了解，樹立國家形象，是周恩來長期從事外交工作得出的經驗之一。納賽爾就是通過周恩來進一步了解了中國，稱他為“偉大的中國人民的活生生象征”（孔原、黃鎮、童小鵬給中共中央的報告，1963年12月19日。）。出訪非洲十國歸來后，周恩來進一步強調：“對亞非國家的外交工作，首先是做人的工作。”這項工作可以分兩個方面，一是，“所有出國的政府和民間代表團，使領館人員和專家、新聞記者和翻譯人員，都應該以適當的方式和方法，正確地介紹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成功和失敗的經驗，宣揚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二是，爭取更多的亞非國家的政府和民間代表來訪問中國，“經過他們的人去做他們人的思想工作”。周恩來認為：“這個需要下一點資本。”（周恩來關于訪問亞非歐十四國報告，1964年3月30、31日。）
（三）要重視培養翻譯人才。在外交工作中，需要優秀的翻譯人才起到溝通作用。周恩來認為“翻譯工作是最有政治發展前途的工作”。和周恩來一起共事的英文翻譯有五批，代表是：黃華、龔澎、章文晉、浦壽昌、冀朝鑄。周恩來說：“他們都是向政治方面發展，這個是必然的。所以應該培養廣大的翻譯，現在翻譯太少了，跟我們國家不相稱，七億人口才這么幾個翻譯，我想起來就難過。”（周恩來關于訪問亞非歐十四國報告，1964年3月30、31日。）周恩來出訪非洲回國后，親自指導創建了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這所學校成立近50年來，為國家培養了大批外語外事以及翻譯等方面的優秀人才。
這些經驗，對我們今天繼續開展和做好對亞非國家的團結爭取工作，依然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作者廖心文，女，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北京 100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