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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精準扶貧的深入實施，許多貧困群眾、貧困村已達到脫貧標準，但在一些地方出現了脫貧不退貧、脫貧不摘帽現象，究其原因，是部分貧困群眾和貧困村害怕脫貧，不敢脫貧。

　　“我除了種地養牛，別的啥也不會，怕列入脫貧名單后政府扶持減少”

　　“有兒有女，不如政府的金牛卡”，這是半月談記者近日在內蒙古大青山南麓興和縣采訪時聽到當地群眾掛在嘴邊的話，這充分反映出貧困戶對黨和政府扶貧政策的贊美之情，同時也從側面看出他們對扶貧政策的依賴思想。

　　眼下，興和縣康卜諾村駐村第一書記黃玉印正忙著開展新一輪入戶調查，主要了解貧困戶去年脫貧情況和新年發展打算。他說：“大多數貧困戶有較為強烈的主觀脫貧意愿，但有一小部分貧困戶缺乏主觀能動性，既想脫貧，又擔心脫貧后享受不到優惠政策，寧愿賴在貧困窩里不退貧。”

　　黃玉印介紹，為便于了解貧困戶的心理狀態，他專門設計了貧困戶心理調查表，通過勞動力、生產資料、社會關系、性格等方面分析發現，一些有勞動能力的貧困戶存在觀望心態、依賴心理，有“賴貧”傾向。他說：“一些農戶隱瞞生產性、工資性收入，虛報支出額度，如果不仔細甄別的話，很容易被誤導。”

　　距康卜諾村千里之遙的大興安嶺南麓科爾沁右翼前旗俄體鎮雙花村，也存在脫貧戶“賴貧”現象。村支書王文清告訴記者：“有些脫貧農戶有‘越窮越能得實惠’的心理，他們故意隱瞞收入、夸大外債數額，爭相裝困、扮貧、哭窮，以求與貧困群眾同享扶貧實惠。”

　　記者現場查看村里扶貧檔案發現，村民何歡(化名)全家5口人，2017年種植業收入3萬元，養殖業收入1萬元，扶貧入股分紅3500元，農業補貼、生態補償等轉移性收入9742.9元，總收入53242.9元，生產性經營支出6500元，家庭純收入為46742.9元，人均純收入9348.58元。

　　記者找到了何歡，他不好意思地說：“我除了種地養牛，別的啥也不會，怕列入脫貧名單后政府扶持減少，收入下降，所以總想哭窮。村干部入戶調查時，我把家里的牛藏了起來，還謊稱家里有3萬元外債，就是希望多享受兩年補貼政策。”

　　據王文清講，他們通過入戶調查、集體研究、村民代表表決等程序，最終認定何歡全家收入水平高于“兩不愁、三保障”標準，屬于正常脫貧。

　　類似情況表明，盡管一些地方在推進精準扶貧時，采取了動態管理、有進有退的辦法，但一些享受政策扶持脫貧的貧困戶，對扶貧政策有強烈依賴心理，形成了不愿退貧的“賴貧”現象。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這些貧困戶自我發展信心不足。

　　“保姆式”扶貧會形成“打著呼嚕也能拿錢”的思想

　　記者調查了解到，隨著脫貧攻堅的深入推進，內蒙古加大社會保障兜底力度。2017年全區農村牧區低保標準達到4851元，比扶貧標準高1800多元，保障人數達到116萬人。全區57萬建檔立卡貧困人口中，17.9萬人納入低保政策兜底范圍，基本實現應保盡保。

　　可記者走訪發現，在政府一再提高兜底保障標準的同時，一些扶貧政策兜底群眾還在不斷埋怨兜底力度小。

　　據興和縣西關村扶貧工作隊隊長袁義彬介紹，對于絕大多數政策兜底戶而言，目前基本實現了“兩不愁、三保障”。但一些兜底戶不知足，時不時嫌兜底標準低，呼吁政府提高兜底標準，進一步滿足自己的生活消費需求。

　　興安盟一些扶貧干部反映，他們幫扶的兜底戶獲得了低保待遇還要政府的救濟，政府送來了米、面、油等救濟物，還要求政府給其用于喝酒、娛樂的救濟金。他說：“這種兜底戶不扶還能硬撐著，政府一扶反而躺倒了，你越扶他，他提的條件越多。”

　　敖漢旗新惠鎮三節梁村貧困戶辛某也是這種情況。2016年他通過環境保潔公益崗已實現了脫貧，但每次到他家走訪，都是言必稱貧、處處說窮，總是嫌政府扶貧力度不夠。辛某對記者說：“會哭的孩子有奶吃嘛!國家扶貧政策那么好，這補貼那補貼的，不要白不要。”

　　興和縣大庫聯村駐村第一書記孫利軍認為，兜底戶的胃口越來越大，與政府、干部大包大攬“保姆式”扶貧有關，長期下去就會形成“打著呼嚕也能拿錢”的思想。貧窮不可怕，怕的是心理貧困。對貧困群眾來說，沒有脫貧志向，再多扶貧政策、資金也只能管一時。

　　產業發展不起來，脫貧“摘帽”就沒底氣

　　在采訪中，一些貧困村說出了共同的心聲：不愿摘掉“貧困帽”。原因是沒有脫貧產業和村集體經濟帶動，脫貧缺乏內生動力，即使脫了貧也很難實現可持續發展。如果摘掉“貧困帽”再返貧怎么辦?

　　王文清介紹，截至目前，全村只剩下8戶未脫貧戶，貧困發生率為1.8%，低于國家3%的標準，基本實現整村脫貧。但當地農牧業基礎薄弱，加之市場因素、傳統耕作技術、自然條件等限制，發展產業難，所以很怕失去扶貧政策支持，即使已經整村脫貧也不愿“摘帽”。

　　王文清說：“我們村土地貧瘠，主要依靠傳統的種植業和養殖業，缺乏龍頭企業帶動，戶企利益聯結機制不夠完善，產業脫貧拉動力不足，增收渠道少，因此脫貧穩定性不強，希望不要貿然摘掉‘貧困帽’。”

　　記者進一步采訪了解到，興和縣有161個行政村，絕大多數村沒有任何集體經濟。這些村主要靠扶貧項目投入脫貧，可用財力少，想搞產業項目又怕難以做大做強，導致自我脫貧信心不足、能力不強，不愿摘掉“貧困帽”。這種情況在內蒙古2834個貧困村中普遍存在。

　　興和縣民族團結鄉和大庫聯鄉也不敢貿然摘“貧困帽”。民族團結鄉黨委書記王小君說，產業脫貧是穩定脫貧的根本之策，但發展產業需要加大投入，像我們這樣的貧困鄉村財力基本靠國家轉移支付，哪有足夠財力來發展產業?產業發展不起來，我們脫貧“摘帽”的底氣就不足。

　　大庫聯鄉黨委書記馮俊也說，因為村集體經濟薄弱才不敢“摘帽”。目前，他們鄉幾乎全是集體經濟零收入的“空殼村”。由于村集體沒有錢，想辦的事情辦不了，穩定脫貧就沒有保障。

　　一些基層扶貧干部認為，各級扶貧干部要破除扶貧就是單純給錢、給物、給政策的錯誤認識，要注重產業扶貧，根據當地情況發展致富產業，增強發展內生動力，同時也要注重“精神扶貧”，幫助群眾走出“扶貧等于救濟慈善”的認識誤區，營造艱苦奮斗、勤勞致富的輿論氛圍，讓脫貧效果穩定長久。（半月談記者 丁銘 李云平 魏婧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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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陳俊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