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不曾走遠

　　■ 范西峰

　　父親離開我已整整23年了。自父親過世，每年清明節的當天，我總會在被中國共產黨黨旗覆蓋著的父親骨灰盒前靜立良久，在默默的哀悼與思念中，無數往事涌上心頭。

　　父親范忠祥的名字總是和1955年9月被授予開國將帥的1052名戰將們連在一起。父親是湖北洪湖地區人，1927年1月參加大革命時期的湖北農民運動。1932年5月賀龍同志領導的紅三軍從湘西轉戰到洪湖地區時，父親按照黨組織的指示，帶領60多名鄉赤衛隊員參加了紅三軍八師二十四團。

　　入伍后，父親因作戰勇敢，不怕流血犧牲，故僅僅3年多時間，就從戰士干到團政治委員。長征途中，紅二軍團四師十一團政委黃文榜犧牲，時任紅二軍團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長的父親，臨危受命接任該團政委，歷盡千辛萬苦，走過雪山草地，終于抵達了陜北革命根據地。

　　父親出身貧寒，文化程度不高，但為人正直、剛毅、忠厚，能吃苦，能打硬仗。然而，他生前卻很少講那些在殘酷戰爭中的經歷以及多次負戰傷的情況。后來，我在撰寫一篇悼念文章時，采訪了父親紅軍時期交往最多的兩位老領導，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的廖漢生副委員長、后勤學院楊秀山院長，還是他們講了我父親的許多往事：1934年2月，在湖南龍山縣茨巖塘的戰斗中，父親負了重傷，左肩及背上神經被子彈打穿。當時，紅軍缺醫少藥，每天還要行軍打仗，重傷員一般都是給兩塊銀元，寄養在老百姓家中。由于部隊流動性大，誰都知道離開了紅軍，很有可能找不到部隊而脫離革命。當組織上要安置他時，父親堅決不同意。他說：“我不要銀元，我要革命，就是爬，也要跟著隊伍。”一連3個多月，部隊每天行軍幾十里甚至上百里，父親拄著個棍子，硬是咬著牙跟著部隊行動。他傷口化膿生了蛆，路過有水的地方，就把蛆洗掉繼續走。父親左肩上的殘疾，就是這次戰斗落下來的，建國后被評為二等甲級殘廢。父親這種頑強的毅力和精神，在紅軍部隊中傳為佳話，同時對我也是一種活生生的人民軍隊革命傳統教育。

　　父親為人非常正派，從不利用自己的職權為子女的進步升遷謀利。記得1985年5月全軍精簡整編期間，福州軍區與南京軍區合并。當時在福州軍區政治部宣傳部任干事8年、職務已到副團職的我，面臨大軍區撤并、個人去留未定的考驗。我多次打電話給父親，希望父親與紅軍時期的老戰友、在延安中央黨校住一個窯洞3年、時任南京軍區司令員的向守志叔叔說一聲，安排我到野戰部隊任職。父親聽后不僅沒同意，反而多次叮囑我：“你也是入伍10多年的老兵了，是走是留要服從組織上的安排！”父親就是這樣一個很較真兒的人，從來不干為孩子的工作及進步找老戰友老部下幫忙的事。

　　1987年初，父親開始撰寫回憶錄，每逢星期天我都要趕回家給父親錄音并記錄。一次，在講到1935年3月父親所在的紅十八團配合主力在中堡地區殲滅國民黨41師并生俘敵總司令兼41師師長張振漢的戰斗經過時，他突然很興奮地告訴我，“我跟你們總政余秋里主任是老戰友啊，余在這次戰斗中腿部受傷，還是我帶人抬擔架把他送到軍團衛生部的。之后，我接任了十八團政委。幾個月后我也在戰斗中負重傷，又是余秋里回來接替我繼續任十八團政委。”

　　后來，我隨父親看望余秋里主任。余主任非常高興，兩位老戰友交談了兩個多小時，父親始終沒有向余秋里主任介紹我是誰。我在總政宣傳部任職期間，父親與前后幾任總政領導都熟悉，但父親一直提醒我，絕對不允許利用個人關系辦事，有事可以向直接領導匯報，按組織程序辦事。現在回想一下，父親他們那一輩人，經過長期戰爭的考驗，信念如磐，風清氣正，不謀私利，不僅自己言行一致，而且也教育自己的子女們傳承這些傳統。這就是父親作為一名老軍人的政治本色，也是我們做子女的要永遠繼承的。

　　建國后，父親于1950年底調任東北錦西炮兵第四訓練基地司令員（正軍職），后到北京軍區炮兵先后任司令員、政委，再到1981年7月按正兵團職離職休養，在正軍職崗位上干了31年。有擔任要職的領導勸他向軍委反映一下，父親很坦然地說：“共產黨員不是為了當官，而是為了革命。我當年帶的60多名參加紅軍的赤衛隊員，只活了兩個人。想想他們，我還有什么好計較的呢？”

　　父親的為人，對家屬、子女的教育及嚴格要求，在北炮是出了名的。父親常說，家風不是小事，家風作為一個家庭世代相傳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準則，是無形的、潛移默化的精神財富。父親的6個子女，都是普通的公務員和現役軍人，子女中沒有一個鬧家庭不和離婚的，沒有一個違反國家法律法令和組織紀律受過處分的，也沒有一個是靠父親的關照取得進步的。父親誕辰100周年時，他紅軍時期的老戰友、解放軍后勤學院院長楊秀山將軍專門為他寫了一段話：“懷念范忠祥同志，戰爭年代不惜生命貴，和平年代視金如糞土！”這正是父親一生的真實寫照。

　　歲月如梭，斯人已去。我永遠忘不了那個時刻，1993年3月1日13時30分，82歲的父親在家人毫無精神準備的情況下溘然長逝，走完了他為黨、為人民軍隊奮斗的一生。那天正好是我在醫院值班。主管醫生告訴我，父親逝于心肺病，關鍵是肺部殘留幾十年的彈片造成的。

　　父親肺中殘留的彈片我們都知道。1935年7月，父親在攻打招頭寨戰斗中被手榴彈炸傷，生命垂危，但因為當時醫療條件差，有3塊小彈片無法從肺部取出。這些彈片伴隨著父親走過了二萬五千里長征乃至60多年的戎馬生涯。遵照父親的生前交代，我們在父親火化時請八寶山革命公墓工作人員幫助找到了這三塊彈片。父親一生沒有給我們留下什么遺產，但留下了最值得我們永遠繼承的寶貴精神財富。